在西昌，克惹晓夫请我吃饭，餐馆名叫美姑岩鹰鸡。鹰是彝族的图腾，彝族的第一个歌唱组合叫山鹰。那是大凉山土生土长的三个彝族小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天，他们如受神谕，将某首歌分成声部来，根据每个人的音色来唱。于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歌唱组合就这样诞生了。彝族人居高山，骑骏马，每一个血胞都能歌唱。那时我年少，将他们奉为天人。我看过他们磁带专辑的封面，背景是螺髻山，三个歌手身穿黑色擦尔瓦，梳着那时正流行于大都市里的发型，目光惊慌又意气风发。那时我认为，所谓我们彝族神话里的王子，就应该是那样。他们当然是受命运垂青的人，否则，在大凉山的土地上，连松涛都是美妙的，凭什么偏偏他们三人成了广为人知的歌手？

岩鹰是地方叫法，大概是鹰的一种吧。小时候外婆骂鸡——“岩鹰打的”。只是，把岩鹰和鸡组合起来，却是百思不得其解。岩鹰鸡，是从鹰爪下逃脱的鸡吗？即使它能从岩鹰的利爪下逃脱，也逃不出彝族人的掌心。

一桌彝餐很快上桌。砣砣肉、香肠、洋芋、苦荞粑粑、烧鸡、酸菜汤。这些菜肴，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味道，不如说是回忆。它们盛放在由红黑黄三色漆成的木器里，既神秘庄重又热情奔放。喝啤酒，没有醉意，只不断有人起身，厕所在门外的角落里。席间谈起几件事：一、某餐馆招人，在招聘启事的括号里写，彝族人除外，这事引了众怒，有彝族人相约去砸店；二、某政协委员提议凉山禁销啤酒。理由是，啤酒贵而不醉，让彝族人致贫。席间的彝族人，有大学教授，有作家，有毕摩，有媒体人。谈及这些事，或笑或骂。快散席时，依乌教授说起我第二天要去越西，那毕摩便在桌上念了一段经文，大意是祝辞，一路平安。

我在邛海边的酒店醒来，已是中午。我站在阳台上，左边是邛海，右边是泸山。如果在地壳运动之前，我身边的山和水的位置，应该是刚刚相反。

越西距离西昌一百三十公里。但距离并不是决定时间的绝对因素，还要看路况。凭我的经验，这样的线路上，应该不时奔跑着客车和专线面包车。但是下午已经没车跑越西了。火车要在夜里三点才有。我只能寻找拉客的私家车。这样的车辆，被认为是非法营运。

一个说着半生不熟普通话的男子接了电话。他说正在开车来西昌的路上，还要一个小时才到。我刚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吃顿饭。不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份酸菜鱼，一杯自酿白酒即可。可是，酒足饭饱后，车却迟迟不来。

“你到哪里了？”

“路上堵车，还有五分钟。”

我将行李搬到路边，等了一个小时。于是我明白了，时间在这里是无效的。他说的五分钟，其实就是时间很短的意思。至于有多短，这得由路上的交通说了算。但我没啥好抱怨的，至少最后上了车。吉利轿车很旧了，散发着异味，但在彝族小伙拉体的手上，它像赛车一样动如脱兔。穿过高山峡谷、浑浊的河流和三县交界的小镇，山风送来夏季的混合气息。我想起聚斯金德的《香水》。如果是格雷诺耶，他会闻见这山风里野草、药材、畜牲、庄稼、石头、披毡以及毕摩手上的法器的气息。至于那些已经念诵了千年的经文里，那是鬼神的气息。

群山令人畏惧。所有的山，都只比天低一线目光。如果我站得足够高，可以看到，其实西昌和越西之间，就只隔着一座高山。

“等到山顶的时候，我会停下让你看看。”

“什么山？”

“小山。”

小山是当地人的习惯叫法，其实是小相岭。是当地汉族人为纪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经过这里取的名。彝人唤“俄尔则俄”。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汽车正顺着峡谷而上。海拔在一点点升高。空调关了。险峻的高山令人胆寒。山的伟大在于亘古沉默。如果这山上的一个石头开口说话，他会首先说出什么？是飞禽走兽的踪迹，还是第一批踏上这片土地的彝族先民？是回到祖先身边的灵魂，还是一场家支间的混战？

所谓山顶，其实就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垭口。七月的天，突然就冷了。雾浅浅的，顺山铺开，像水在缓缓流动。厚重的云层向上遮住太阳，向下压住山顶，这天地间就有了浓墨重彩的沉着与凛冽。我固执以为，这才是大凉山该有的色彩。

山上是鬼神居住之地，山下是人间。火把节将近，已经能看见背着火把穿街而过的人们。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彝族人来说，这节日的隆重不亚于过彝族年。节日，意味着消费。每年的农历六月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只要有彝族人居住的地方，都会不同程度地举行火把节庆祝仪式。

大约一年前，读《我的凉山兄弟》，刘绍华先生提到一个地名：普雄。他认为这是凉山的出入口。所以，当越西籍诗人阿苏越尔问我想去哪里时，我告诉他，我要去火车站。他似乎有点失望，告诉我，那地方没啥意思。但我坚持要去。我要看火车如何穿越大凉山，如何将彝族人和世界联系起来。

我奔一个叫乃托的小站而去。出租车飞驰在山腰，我时常有四轮悬空的幻觉。山下是越西大河。群山耸峙，是飞禽走兽的天堂。然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火车是如何在这山里奔跑了四十年。直到我看见了桥。那桥从山肚子里伸出来，被越西大河对面的一座山接住。

然而，我高估了一个火车站。在山腰，在河的上方，那应该是一块勉强称为平地的地方。我想象中，有大包小包提着行李的人，有胆大不甘的梦想家、奄奄一息的失败者和形迹可疑的人。一列火车像一颗子弹，将他们从故乡射向远方。

乃托火车站出奇地安静。那是个赶集天，我能够轻易数清一条街上的人。有人向我投来好奇的眼神，仿佛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窥探之心。太阳照着峡谷，地面腾起热浪，几家小商店里出售啤酒、香烟、矿泉水、方便面等物品；小餐馆里，只有苍蝇陪伴着坐在门口的店主。还有一两家冷饮店，但此时最受欢迎的是冰啤酒。黑皮肤的彝族人坐在店里，像喝水一样喝着啤酒，无所事事打发着时间。空荡荡的山谷，就像一个空空的酒瓮，说句话就能泛起回音。

我想起一九八五年，我父亲从西昌上火车去江南，就从这里经过。那时，在大凉山的另一个角落，火车仍然是一种传说。相比之下，这里的人们是多么幸运。即使是村里最穷的人，他们也见识过这宠然大物吸走或吐出人。一个故事在凉山地区广为流传：火车刚开通时，有善良的老人念其身躯庞大，力大无比，在火车停下之时，割草来喂它。这不是一个愚昧的笑话，而是万物有灵。

我见过无数的车站，也见过无数的火车。但我第一次跑到一个地方去看车站和火车。蓝天、白云、青山，一列火车缓缓驶来，地动山摇。飞鸟和野兽早已吓破了胆，逃向更远的深山，而人们早已见惯不惊。

越西这地方，早在汉朝便是灵关古道经过地。修建于六百年前的灵关桥上刻满了脚印，大人的或者孩子的。脚印和桥一样古老。每一个脚印的主人，都是一个病人。当地汉族人认为，把脚印刻在灵关桥上，南来北往的人鬼神会带走他们身上的疾病。如果能够祛除疾病，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

蜀人司马相如当然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灵关古道上奔跑着汽车。只有灵关桥卧在激流上，承载着健康的愿望。文昌帝君张亚子故居据说就在不远处的水边。自从到了越西水观音，我信了这个传说。金马山下涌起的十二口泉眼，在拜仙桥那里形成一汪碧潭，然后奔流而下，过零关桥，流向远方。大地在这里显示出了他的仁慈，山张开怀抱，水汩汩而出。我去时，暮色四合。文昌帝君是人是神已不重要，这山水让人有皈依之心，要么生在这里，要么长眠于此。

上善若水。第一群走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定因为这水而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如鸟兽，如草木，生死有地。大禹治水时，这里是九州之一的梁州；先秦时，这里是“西南夷地”；宋为邛部川，元为邛部州……今天，这里是凉山地区最大的县城坝子。七月的风里有庄稼成熟的气息，顺流而下便是远方。

人和鸟兽鬼神结伴为邻。彝族人尚鬼神，越西和甘洛的交界处有山叫“达布洛魔”，据说，所有的驱魔仪式都会把鬼往这里赶，少有人敢亲自前往。我也不敢去。我怕迷失于茫茫丛林，被一株草绊住，被一根树枝挽住，被一声不明物的叫声吓破胆。

可是，这里分明随处可闻鬼神的传说。我去普雄火车站，经过一个叫书古的地方，面对一片高山草甸，同行的依布告诉我，这里以前是个湖泊，但因为两个神仙打架，越西的神仙把这个湖泊输掉，于是水流走了。

车窗外飘着雨，雾像水墨在纸上洇开。被赋予了神奇色彩的草甸上，大雁没来，只有凉风吹着正在灌浆的玉米和水稻。

中途去瓦曲村。一个以银饰加工著名的彝寨，吉普赛人一样的彝族男子背着风箱，走遍凉山，彝族人身上头上的银饰，绝大多数出自瓦曲人之手。成都、西昌、越西、普雄，这越来越近，渐渐缩小的城市中，都能看到瓦曲银匠的身影。

山下便是普雄镇。这个因火车而闻名的地方，已今通车四十余年。成昆铁路1958年动工建设，1964年复工建设，1970年竣工通车。这些年份，并不仅仅是数字。所有坐过这条线上的火车的人，都应该记得普雄站。与其说这里是一个镇，不如说它是一个王国。每一列火车都装满心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商人嗅着金钱的气息而来，旅客风尘仆仆而来，他们或以此为根据地，或匆匆路过，让这群山里的坝子成为了著名的“小香港”。这里是勇敢者、勤劳者、冒险者的天堂，歌舞升平，轰轰烈烈。群山沉默，火车飞驰。旅客如蜂如蚁。人们用好奇的目光相互打量，原始和现代的气息交汇于此。这里是江湖，这里也是生死场。

然而，当我们开始追忆一个地方的繁华之后，我们其实正面对着冷清。如今，这里正在褪去荣光，成为群山之中一个通火车的镇而已。高铁的线路就在不远处。人们喋喋不休地提起它的辉煌年代，像是怀念他们回不去的青春。最辉煌的歌舞厅已经坍塌，纸醉金醉的女人早不知所踪，至于流水样的客人，他们早已忘了普雄之夜。马车在街道上来回奔跑，一遍遍将客人送向火车站，铁路的两端，是成都和昆明。

孩子们在街上追逐，他们不知道这里的过去，正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世。他们只管对过往的陌生人做鬼脸，或在镜头下蒙住脸。理发店、餐馆、副食店、服装店、酒店，门前冷落，店主百无聊赖，目光像脆弱的蜘蛛丝，眼睁睁看着行人消失不见。

这是一个喝醉后昏昏沉沉的下午。一列火车停下，三五个乘客上车，慢吞吞地行走，三步一歇。在一个以效率为追求的时代，慢，似乎意味着落伍。但是，我喜欢这慢下来的普雄。

说到底，这里还是人们的家园。宽阔的坝子里，稻谷正在成熟。彝人多居高山，远离水稻，但在普雄，这里有盛大的“尝新米节”。跟水冷草枯的高寒山区相比，能够产水稻的地方，都是被诸神眷顾之地。彝族的水稻，来自于神话。说的是：远古无稻，神狗历尽艰险到“百草结稻穗，稻谷金灿灿，蒿枝结花椒，花椒红艳艳”的“诗母恩噔”(祖界），在谷种上打滚，将稻谷带到了人间。至于那些水稻最早产于中国湖南，距今一万二千年前之类的史料，在这里统统失效。

这是很多人的故乡，也是很多人的他乡。在这里，一个石头、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一头野兽、一只飞鸟，都是神的遗物，人也是。神在举头三尺处，神在心里。在这里，神话洞穿时间，比穿过群山的火车更永恒。

过年记

黑铁锁泛着白霜，太阳升起不久。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发出孱弱的啁啾，听起来像是呼救。更多的飞鸟和野兽，藏在树林或洞里。这是腊月的凉山，不止是凉，而是寒冷，太阳成了天空的装饰品。土筑的老屋在被锁上后，唯一的动静将来自老鼠。鸡窝空了。牛圈空了。电表停止转动。灰尘落向家具，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擦去。

整个冬天，我父亲都在修葺老屋，将屋顶的瓦片加厚加密，将阴沟疏通。总之，要让这个即将无人居住的老宅能够独自对抗风雨。他还做了另外一些准备：承包了土地、嘱托人看管着山林和一百来棵已经挂果的核桃、杀了年猪，将肉分成三份。两份运往昆明，一份将由他带到重庆。

我父亲今年六十一岁。他早年四处漂泊，从西南到江南，辗转几千公里，可能是当时村里走得最远的人。后来断了外出的念头，在乡村学医，学巫，学风水。我不知道他的道行到底怎样，但我知道他是个不错的猎人。再后来，我们长大了，一个个离开故乡。这时，我父亲仿佛才被逼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下地干活，上山砍柴，甚至连洗衣做饭，他也开始会干了。

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运。所谓的运，就是生活在偏僻穷乡的某个家庭，抱成团或相互搀扶，努力生活得更好。当农村不再是人的归栖之地，每一个乡村都挣扎着无望的灵魂。离开。进城。这两个词，像两把匕首扎在农村人的心里。努力上学，进城。当牛做马，进城。坑蒙拐骗，进城。每一个不安于乡土的人，内心里都藏着无奈和希望。然而，每次面对乡村，我心里都会涌起这个词：绝望。这种无望，不是房子破，不是缺衣少吃，而是无法从人身上看到希望。很多至今仍然留在土地上的人，生活得像枯草，风一吹就会断。断的也不是命，而是人和土地的气脉。我们不再和土地相依为命，而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苟延残喘。我们以为更美好的生活在城里，轻松、干净、方便，体面。于是，即使我们真是枯草，也要腐烂在城里。

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此后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我看到农村表面上的发展和变化：有点钱了，有汽车了，修砖房了，但透过这些变化，仍然是乡村精神世界的溃败。腰包鼓起来，带动了县城吃喝玩乐，也让赌博这种古老的恶习在农村得到了全所未有的发展。只有在赌场上，土地才是人们心里的依靠——输了，大不了明年再种。每一场乡村赌博，不是娱乐，而是汗水的较量。我原本也有赌瘾，后来进了城，再回乡时便成了围观者。但并不是真戒，而没有一掷千金的豪气。

看赌是件痛苦的事。无聊之际，我开始梳理农村赌博的演变。我小时候知道的赌博是掷骰子，后来这个古老的博具成了逢年过节时，老年人的玩具。麻将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时髦，但并非人人都会。后来是扑克牌，从最早纯娱乐的“升级”，到“金花”，再到“斗地主”和“斗牛”。总之，娱乐性越来越少，耗时越来越短，输赢越来越大，入门越来越简单。

可是，我无法指责他们。因为除了赌博，我实在找不出可供他们娱乐的项目。于是在过年时，人们分成了两帮，赌博的人围聚一起，赌得昏天黑地；不赌的人聚在一起，晒太阳，嗑瓜子。太阳落山时，赌场上传出输赢的消息，听者或惊或叹。站起身，拍拍屁股，回去做饭了。

每当大年初一的太阳从山头落下，每当看到被晒得蔫蔫的人们起身回家，我心里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就是我们千里奔袭，想要赶回来团聚的故乡？

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是赌徒。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从来不乏耕读为本的思想。具体到当下，体现为上一辈人含辛茹苦耕种，供下一辈人上学。一九九九年，高校扩招。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原本等同于状元或国家干部的大学生，一夜之间多了起来。那些佝偻着腰的父母，他们寄望于孩子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成为城里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大学早已不再分配工作。那些差不多和我同龄的乡村大学生，若能通过招考进入体制，方才算了却了父辈的愿望。只是这样的幸运儿，并不多见。他们中更多的人，辗转于城市和岗位间，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向前走，城市艰难，向后退，故乡遥远。当靠上学逃离土地的梦想几近破灭，父母们是否还会倾家荡产供孩子上学？答案不得而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从前的故乡，是我们生老病死的地方，而今只是出生地。我曾在云南建水的团山古村，见到一万多平米的张家花园。此宅系张氏私人住宅，其建筑规模令人瞠目。张氏于明朝自江西迁徙至云南，又于个旧锡矿区发了财，故于团山置业，形成今天的古建筑群。那天我在团山，问身边人，如果是今天，还有人会在农村如此大兴土木吗？我们都觉得应该不会。

今天的农村，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迁徙。大地似乎从来就是我们初见时的模样，而我们只是地上长出的一粒草籽。中国人的族谱里写满了迁徙之辞。迁徙，就是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

十年前，我因工作原因，有两年行走于云南乡村。会泽白雾村、沾益松林村、墨江碧溪古村……我以记者的身份追寻着这些村落远去的文明和繁华。于是我明白，中国乡村，其实并非从来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副破败和落后。

当农村不再是我们的精神归栖地，而只是肉身出生地，汉语诞了一个新词：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农村成为了积弱之地，成了过去事物。我甚至怀疑，人与树木、石头和土地呆在一起久了，人是否会变得如草木或石头，失去了精气神。

而中国传统文化，曾经盛行乡村。某次我回乡，闲得无事去看墓碑。那些碑文从文采和书法都令我震撼不已，即使是孝男孝女之名，也远比我们今天那些翻字典而来的名字要好上百倍。此后，我对乡村那些被风化的墓碑有着某种崇敬。也许地下埋的，就是一个掌管着乡村秩序的乡绅。秩序，意味着规矩，意味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无序的乡村，就是慢坡野草，随风四散。我说的序，更接近于德。有了序，才有了和美，有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山水田园梦。

今天的城里人，心里还装着田园梦。拔地而起的楼盘，总以依山傍水为噱头。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城市与乡村，似乎并没有完全被割裂开来。即使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上溯几代，也是农民。你可以人模人样，可以指点江山，可以一掷千金，但是，你的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只是乡土，已不是想象中的模样。

在今天，弃土而去成了乡村主流思想。破败和荒凉，其实仅仅只是表象。修葺了屋子，刷白了墙，修通了路，乡村就能成为乐土？人们去意已决。远走北上广深，近走几十里外的县城。

一旦某天我们在城里安身，接走了老人和孩子，老屋在风雨里坍塌，我们将无乡可还。而这在多年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九十年代初期，我还是少年，正准备考到县城去上学。那时的村里，活跃着青年男女若干，他们放牛、干活、看电影、打架、谈恋爱、私奔，他们是村里的生命力。但是今天，若非年节，你去农村看一下，土地上还有谁？

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有机会和能力逃离土地，但当一代代农村年轻人将远走他乡当志向，我们向往的田园牧歌，其实已经成了乡村挽歌。那个你在过年时千里奔袭的故乡，其实是被你抛弃的地方。还乡，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回归。这样的回归，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我们一面怀念，一面逃离，一面回归，一面抱怨。

可是，那终究是我们的生养地。当城市变空，当日程里没有了回乡计划，当别人拼命往家赶，我突然明白，事实上，我已经无乡可还。我们父母随着我们进了城，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他们要学会适应公园的热闹，学会饭后在广场上跳舞，学会在超市门口排长队，学会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年前最冷的那几天，凉山下雪了。昆明也出奇的冷。我在半夜突然想起老屋，想它在风雨中寂静无声。铁锁冰冷，老鼠噤声，只有雪花飞舞。又过了几天，我让表弟用手机拍摄老屋传给我。紧闭的大门上方，橼子即将朽断，那只黑色的老狗，守在门口。它在表弟家吃饭，然后跑回去守在门口。它在盼望主人回家，但它并不知道，主人终于如愿以偿逃离了土地。

作者：包倬（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