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作者来说，时代与言说无疑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表达上有着情怀与透彻的双重要求，更考量着写作者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如果把话题聚焦在少数民族女性写作上，我为自己的写作设定了五个意识：民族意识、时代意识、女性意识、话语意识、文学意识。

首先我想说说民族意识。

我的母亲是回族人，父亲是彝族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我出生于城市，生活在汉语言的语境中，我与父亲母亲的生活方式有着天然的疏离，他们很在乎的一些东西，诸如传统的细节、习俗等等，在我看来，未必如此。然而，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流淌着民族融合的血液，我的疼痛也由此产生。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这样的追问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伴随着我，也养成了我一种本能的躲避和沉默。

坦诚地讲，那时的我虚弱而焦虑，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大学时期，作为一个城市青年，族人们离我很远，我的文字大都游走在城市与个人情感的体验之间，我写文字是为了直面和修复隐匿在精神深处的孤独与创伤。

但是，这样的写作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在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十万字以后，我便在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中放弃了写作，转而摄影、拍片、游历。

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了拉祜山寨。

我被眼前拉祜族的生存境况震慑了，当铺天盖地的红壤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直抵心脏。那一刻，我是如此强烈地体味和咀嚼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族人们的原型，看到了我自己的原型。

于是，我在拉祜山连续生活了三个多月，走遍了那里的每个乡镇和最边远的山村，采访了200多个即将面临失学的拉祜族女孩。山褶皱里的随处可见的苦难突然让我意识到，如果没有一种根本性的改变，灾难不会停止，贫困仍将继续，在唯美日益泛滥的今天，是我断然掉头的时候了。

我写了《澜沧拉祜女子日常生活》这本非虚构作品。这是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存志，不同于我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字，我开始以尊重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直生存的土地：酷烈的气息是如此强烈。

从那以后，我的文字便弥漫着一种气息，边地民族的气息，书写高原民族的希望与忧伤，爱与恨，生与死，构成了我文字的主流。其后，我相继写了《我的心在高原》、《边地书》、《我从神的地方来》、《风情四方》等高原系列文字。

我想，今后我也只可能继续写有关高原的文字，这是我注定不会也不能抛弃的文本。我并不是那种能写鸿篇巨制的作家，我仅仅是以文字和图像的方式，保留一部分高原生活的记忆，保留一种肉眼可见的状态。

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其次我想说说时代意识。

在中国，少数民族女性一直以其丰饶的生存智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尤其是在当今，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丰富多彩。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把握时代脉搏，写出痛彻体验的文字，是担当，也是必然。

2016年3月初，伴随着迅猛的春风和万物的萌动，我开始了《一个都不能掉队——云南脱贫攻坚之路》的采访。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已经远远不是指向地理上的云南，也不是指向这里的一个叫拉祜族的族群或其他的某个族群，而是指向当今日益衰亡的农耕文明，指向依然以农耕方式生活着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存境遇。

2017年10月，《一个都不能掉队》出版。历史的长河中，改变命运的节点上，没有比奉献更为壮烈的美，人们为摆脱贫困所付出的努力和普遍经验，永远都值得讴歌和颂扬。

第三，我想说的是女性意识。

我几乎关注过云南所有少数民族的女性。我手中一直保留着拉祜女孩娜倮的一篇作文，在划着米字格的作文本里，她稚嫩的笔迹写到：“我家一共6口人，爷爷奶奶、阿爸阿妈、姐姐和我。阿爸阿妈都没有读过书，家里有10亩山地，只能种苞谷，亩产200来斤，从来都不够吃，姐姐小学毕业那一年，村里来了一个外地人，带了好多姐妹出去打工，姐姐也是其中的一个。已经5年了，姐姐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任何消息。听人说，她可能被拐卖了……”娜倮的境遇是无数个少数民族女性的缩影，因此，我写了一系列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少数民族女性生命与生活的故事，记录与之相应的风光、习俗、历史、文化，以及那些正在进行的生活情状、高原周而复始的时光。因此，我的文字不可避免地带着她们的汗渍与喘息，她们的快乐和忧伤。

第四，话语意识。

一直以来，云南山地都被一些没有到过农村，或已经离开农村的人简单地诗意化了，这是不应该的。人生的平淡之处，常常有不易察觉的惊心动魄，在生的艰难中，少数民族的命运尤显悲壮，如果我能发一点声音，我为什么不说点什么，让那些被遮蔽的常态显现出来呢？

2017年，我以彝族为背景，写了一个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短篇小说《撒花坡》，本来这也不是新鲜话题，但纵观人类发展史，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以多民族水乳交融的云南来说，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更是随处可见。

这个短篇2018年1月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由我自己担任导演拍成了微电影。

当我为《撒花坡》前期采景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忽然跳出了云南寻甸县六哨乡毕摩普忠德吟唱的彝族古歌。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伴随着古歌里盘旋辗转的地名，《撒花坡》里的山川人物瞬间在我脑海里活跃起来，虽然我适应了汉语的舌头未必叫得出那些地名和人名，但它们仿佛就一直蛰伏在我的身体里，一刻也不曾停息。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把电影放在了六哨乡拍摄，并请彝族村民出演了《撒花坡》所有的角色。

在六哨，辽远的古歌被一代代传唱，彝族人正是通过这些古歌保持着与祖先的血脉关系。由此我相信，每种文化都是大地上的珍品，都平等地站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并以其优良的内核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第五，文学意识

我对文学的感受就是语言的美。如果想象力是文学的血液，那么语言无疑就是骨骼了，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作品中最核心的部分，我真诚地请它们活在我的笔下，与我一起经历着纸上的疼痛和快乐。

然而，以往的写作方式让我厌倦，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对文学的贡献不仅需要对时代对社会有担当精神，对文本本身更应该有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毕竟，文学是以语言和文字来传播的。于是，我开始尝试着以小说的结构来写非虚构，来表达我对人生的理解、世界的理解、命运和时间的理解。纷至沓来的词语会让我的思维处于一种持续的兴奋状态，我的想象就是从这些缤纷的词语中升起的，而小说的结构又可以让这些看似散漫的语言变得更具合理性和可读性。

现在，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的内心柔软安静了许多，写作也变得平静从容了许多。于我，也许是合适的。

(作者：叶多多)